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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情报工作浅析

2018-08-08 13:08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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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799年11月9日,波拿巴·拿破仑发动政变,就任第一执政。1804年,拿破仑又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情报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但随着帝国的覆灭,近代法国的情报工作也陷入了停滞,只是到普法战争以后,法国才开始建立常设性军事情报机构,但情报政治化现象十分严重。


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报工作


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十分恶劣。为了对付国内外敌人的围攻,法国政府十分重视情报工作,这里面以拿破仑最为突出。


拿破仑本人对军事情报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革命的法国遭到了国外敌人的围攻,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多次组成反法同盟。拿破仑上台后,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强大的资产阶级军队。凭借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法军多次打败了反法同盟军队的进攻,而军事情报工作在拿破仑的军事谋略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视情报是拿破仑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每次战役之前,拿破仑必先进行侦察。他说:“每一个将军,只要他不是在沙漠里,而是在有人的地方,若是他不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敌人,那他就称不上精通业务。”


拿破仑对情报的不确定性有清醒的认识。由于搜集手段有限,能获知的敌军情况总是不完整的,因此,必须依据自己的判断力对战场情况进行明晰的判断。战役发起前,他要尽力搜集情报,然后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对战争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假设,有针对性地提出预案。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要继续搜集情报,并根据变化了的战场局势排除不符合实际的假设,并继续作出新的假设,直到战争结束。由于战争节奏迟缓,这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战场情况不透明的问题,较好地满足了战争指挥对情报的需求。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战争需求,拿破仑设立了由参谋长办公室和总参谋部组成的统帅部。参谋长办公室由贝尔蒂埃(Louis Alexandre Berthier)元帅负责,下设军队调动、人事与情报等三个部门。情报部(Bureau of Renseignements)主要从间谍报告中过滤出有战术价值的情报。


拿破仑有多种情报手段,如用间、部队侦察和邮政检查。轻骑兵是进行侦察的主要力量,其职责是查清当面之敌的主要态势和战场地形情况,但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间谍提供的。帝国早期,主要的谍报活动都是由让·萨瓦里(Anne-Jean-Marie Savary)指挥的,有些重要的间谍是由拿破仑亲自掌管的。


早期拿破仑掌握的间谍主要是意大利北部的民族主义者,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一些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企图利用法国的力量建立政权。1795年,法军将领谢勒建立了“秘密通讯社”,该机构在热那亚地区活动。1796年3月27日,拿破仑接过谢勒的军事指挥权后,也接管了谢勒的谍报网络。后来,拿破仑更多地使用金钱手段招募见钱眼开者充当间谍。拿破仑在支付间谍报酬时不如英国慷慨,但比贫穷的奥地利要大方得多。奥军通常支付的间谍酬金不超过100法郎,而拿破仑支付的酬金则高达1000法郎。他根据谋士亚历山大·伯狄尔的建议设立了索引卡片(Index card)制度,卡片上记载间谍活动的情况,包括间谍的性格,充当间谍的动机,他们提供的情报的质量。1796年,马赛纳将军的参谋保罗·铁保尔为军队情报工作规定了细则。他要求师参谋长负责辖区、驻地的情报搜集,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负责管理秘密登记本,与师参谋长保持通信联络,接收师参谋长提供的情报,然后上报给总参谋长,呈交给总司令。后来,铁保尔把他的情报工作细则整理成一本工作手册,详细阐述了谍报工作的基本原则、用间的原因、间谍的类型、需要间谍搜集的主题、核实情报的方法。


1796年5月攻陷米兰后,拿破仑成立了“保密局”(Bureau de saffaires secrètes,Du Bureau Secret)这一情报机构,让·朗达列(Jean L and rieux)担任局长。保密局既从事谍报工作,又从事反间谍工作,通过贿赂、假情报等手段从事隐蔽行动,配合法军的军事行动。1804年拿破仑加冕后建立了规模更大的情报机构,萨瓦里被任命为情报主任。


在拿破仑的间谍中,最出色的是舒尔梅斯特(Alsatian Charles Schulmeister)。他是一位商人,在莱茵河两岸走私物品,对当地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在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Battle of Ulm)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法军面对的是占优势的奥地利军队和远道而来的俄军。拿破仑想在俄军到来之前消灭奥地利军队。如果奥军及时退却,法军的计划就会落空。此时,拿破仑就派出了舒尔梅斯特,让他向奥军参谋长卡尔·冯·麦克(Karl Von Mack)传递假情报,让麦克作出错误判断。舒尔梅斯特声称自己是王党分子的代表,能够搞到法军的作战计划。他声称英军已经在法国的布伦港登陆,法国国内爆发了反对拿破仑的革命,法军很快就会撤退,建议麦克固守乌尔姆孤城。麦克任命舒尔梅斯特担任情报主任。舒尔梅斯特把奥军的计划送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将计就计,命令军中印刷厂赶印了一期假报纸,上边载着巴黎爆发“革命”的“号外”,并巧妙地使这张报纸落到奥军手里。麦克信以为真,认为法军的骚乱在即,拿破仑正在撤退,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军正在收网。奥军猛追法军,结果与“撤退”中的法军不期而遇,落入法军的陷阱。10月17日,麦克率军投降。在这次战役中,奥军损失5万余人,丢掉了200门火炮、90面军旗,所有的将军都成了俘虏。多瑙河地区的奥军差不多被全部歼灭。而法军只死500余人,伤1000余人。随后,拿破仑又取得了奥斯特利茨(Battle of Austerlitz)大捷,将奥国首都维也纳收入囊中。舒尔梅斯特被任命为维也纳的警察专员。随后,他又奉命前往德国组建谍报网,向拿破仑提供了关于俄国的情报。


由于掌握了情报,拿破仑往往能出奇制胜。1800年5月,拿破仑率领预备军团的主力,开始进军北意大利。为了出奇制胜,拿破仑决定率军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这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陡峭崎岖的羊肠小道长达数十公里,稍不留意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山上气温很低,终年积雪,强大的暴风雪常常将道路埋没。然而,拿破仑决定从此处翻越阿尔卑斯山,40门大炮越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但受阻于奥军驻守的巴德要塞。法军想尽办法,既无法攻占要塞,也无法把大炮偷运过去。5月18日,拿破仑从间谍口中得知,皮蒙特的奥军主力部署在都灵周围,在通往米兰的道路上,只有7500名步兵和少数大炮。根据这一情报,拿破仑果断决定放弃重炮,率领步兵直驱米兰。奥军统帅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法军取得了马伦哥(Battle of Marengo)大捷。


拿破仑非常重视国内情报工作,视国内情报工作为对外情报工作的基石。对内情报工作与国内的政治生活紧密纠缠,成为法国情报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法国有着悠久的秘密警察传统。主要由歹徒、流氓和骗子组成的秘密警察队伍监视着社会各界的一举一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旧制度,但秘密警察组织却毫发无损。1792年,雅各宾专政把秘密警察制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保王党人与国外敌人勾结起来,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为了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激进的雅各宾派在外交部建立了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以革命的恐怖来回敬内外敌人的挑战”。便衣警察遍布全国,监视民众的动向,寻找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线索。但这些秘密警察获选的标准是其对革命的忠诚,而不是其专业技能。


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保王党人、雅各宾分子都视拿破仑为敌,一再企图暗杀。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拿破仑必须培养一种全新的谍报能力,建立高效的安全情报机构,以对付国内外的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任命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担任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擅长察看政治风向,与保王党、雅各宾派、拿破仑派都有联系。富歇在中央部门,以“负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警务大区”的名义设立了四位政府顾问,对全国进行分区控制。富歇重组了法国地方的警务,制定警务特派员制度。每5000居民以上的城市任命一名警察局长,所有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都要受到警察专员的监督,警察专员可以征聘自己的手下人员。在全国的主要海港和城市,富歇都安排了自己的官员,由富歇直接指挥。中央警务部门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各地长官都拥有私人警务,在富歇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听候诏令。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国各地就覆盖了一个统一的警务网。大量密探遍布各地,他们监视着法国国内的一般公民、各级官吏和外交官的动向。富歇用积累的资料编制了王党分子序列(Chouan's Geography),掌握了近千名王党分子的情报和法国各派政客的隐私,成为掌握一切的力量。富歇因而成为法国政坛上的不倒翁。富歇把最重要的信息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认真研究后,编入《警务公报》(Bulletindela Police)上。公报刊登着在过去24小时到48小时内法国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件。该公报每天早上只印两份,每份约15页到20页,一份由富歇锁在办公室里,另一份系上波拿巴最喜欢的绿色丝带,派人送到位于杜伊勒里宫的国务大臣于格·贝尔纳·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的手中,再由他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呈交给第一执政过目。波拿巴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公报。波拿巴命令富歇:“我希望你能将有关警署的一切细节都告诉我,并且每天至少和你见一次面,必要时,见两次面。”


富歇的主要矛头针对英国间谍。这些间谍与法国的王党分子紧密勾连,而随着王党分子的落网,这些英国间谍也遭到重创。富歇的间谍塔赫(Mehdedela Touche)还远赴英伦,声称自己是雅各宾党人,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拿破仑的统治,希望英国提供援助。他获得英国的信任,从英国获得大量的经费。法国在报上公布了这一案件,英国大使德雷克声名扫地,被迫逃往慕尼黑。


警务部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安全局(Surete),亦即秘密警察。这是世界警察机构的源头,英国的苏格兰场、美国联邦调查局亦由此等到启示。从1800年至1814年,该机构由皮埃尔玛丽亚·德斯马列斯特(Pierre-Marie Desmarest)领导,德斯马列斯特因此成为拿破仑帝国的第三号人物。


安全局的大部分侦查工作是由黑屋(cabinet noir)完成的。大革命爆发后,波旁王朝的黑屋通过书信检查获取的情报的行为成为千夫所指,立法会议和制宪会议都通过条文,确认书信检查非法。但战争爆发后,革命政权认为同叛乱地区通信是一项反革命行为,政府在普通警察局设立特殊办公室从事书信检查。许多地方的侦察委员会开始检查保王党人的书信,波旁王朝时期的许多贵族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


黑屋集中了法国语言学家、技术人员以及了解外国风俗习惯的人士。1800年,安托内·拉瓦利特(Antoine Lavalette)被任命为邮政局长,从而将黑屋置于直接领导之下。通过黑屋,拿破仑不仅可以获得敌人的作战计划,还可以了解他的将军、大臣甚至家人的活动。1811年,随着帝国的扩张,拿破仑命令在帝国各大城市设立书信检查室。


出色的情报工作使拿破仑对国内外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1810年,通过书信检查,拿破仑发现富歇正在与英国人联络,富歇被撤职,萨瓦里被任命为警务大臣。富歇在离任前销毁了嫌疑犯档案,但萨瓦里又重新建立。


二、普法战争与常设性军事情报机构的建立


滑铁卢战役后,拿破仑帝国覆灭,波旁王朝复辟。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称拿破仑三世。1852年11月7日,元老院颁布法令建议恢复帝制,第二帝国建立。拿破仑三世设立了特别警署(Commissaires Speciaux),雇佣了庞大的私人间谍队伍,首相、警察厅长和皇后各有密探,陆军军需部(War Depot)统计科(Statistical Section)是唯一的军事情报机构,其主要情报来源是公开渠道、驻外武官,偶尔也通过谍报活动获取情报。


总体而言,第二帝国的情报工作极为落后,许多决策完全盲目,军队缺乏保密意识,法军将领甚至使用明文发布命令。1859年,拿破仑三世以援助意大利为名出兵意大利,但法军使用的密码竟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使用过的。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元帅巴赞发现法军的密码本中缺少许多重要词汇。


1871年的普法战争证明了法国情报工作的失败。战前,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派遣大量情报人员对法国的道路、交通、兵力配备等情况作了详细调查,而法军对普鲁士的计划却一无所知,战前法军仅研究过斯特拉斯堡至柏林的道路情况。斯特拉斯堡的守军将领抱怨说,法国缺乏了解“我们过于积极的邻居”做了什么或正在做什么的手段。统计科在德国没有一个间谍。只有法国驻普鲁士武官就普军的战争准备情况发回了详细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并没有传到最需要了解这些情况的司令官手里。因此,在普法战争爆发前,法军既不了解普鲁士的情况,也不了解己方的状况,甚至于连法国东部的地图都没有准备好。拿破仑三世在完全盲目的情况下做出了战争决策。法军陷入俾斯麦布下的陷阱,在色当陷入重围,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第二帝国灭亡。


1870年9月4日,法国“国防政府”(第三共和国)成立,负责襄理国防事务的查理·德·弗雷西內(Charles de Freycinet)发现法军没有情报机构,随即成立了情报部(Intelligence Office),由主管后勤事务的副总参谋长领导,直接向陆军部长报告工作,其职能是反间谍、地图制作和资料统计,通过谍报活动、翻译缴获的德国文件、审讯德军战俘搜集情报。


情报部成立时间不长,即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情报部长与法军各兵团司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夜里向他们提供情况通报,报告德军的方位和实力情况。他有一支庞大的间谍队伍,主要集中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设在各驻外使馆的武官也能提供有价值的报告。情报部为外国人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国公民建立了档案。一名间谍曾打入普军司令部内部,获得了详细的情报。


普法战争的失败和德意志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在与德意志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在普法战后法国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起一支常备军,但其规模和效率都远逊于德军。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法国,德国宰相俾斯麦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在法国周围营造了一个反法包围圈,法国在国际舞台陷入了孤立。此外,德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总参谋部,以及一支令人生畏的情报力量,这使它在对法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然而,复仇是战后法国外交的主基调。法国人必须卧薪尝胆,以报普法战争一箭之仇。维护国家安全、恢复法国国际地位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法国军队和法国情报机构身上。法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总参谋部和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


法国被迫按照普鲁士的模式改组了其总参谋部。1871年6月8日,法军总参谋部设立了二局(Deuxieme Bureau),以研究敌军的计划与行动;1872年,总参二局被赋予军事反间谍职能;法军设立统计与军事侦察处(Section De Statisaiques et de Reconnaissances Militaires),收集德国驻军的情报。统计与军事侦察处成立伊始,即在阿尔萨斯、洛林和柏林等地建立了谍报网络,将外军动向编辑成文,并从事反间谍活动。它对外国人和外国驻法使馆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有一位女特工打入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负责从大使馆的废纸篓里获取情报。统计与军事侦察处把获取的国内安全情报提供给内政部,从而把进攻性的对外情报与防御性的国内安全情报结合起来。1873年,德军结束了对法国的占领,统计与军事侦察处改组成情报局(Service de Renseignement,SR),又称特勤处(Secret Service)。情报局在柏林、德雷斯顿、法兰克福、科隆、曼海姆等地派遣了间谍,获取了德军的动员计划。


1899年,受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影响,情报局被解散,二局的反间谍功能被移交给内政部安全局(Surete Genraale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其对外情报职能由一个规模较小的情报处承担,其官员被禁止赴国外旅游。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情报处总部只有5个军官,另有7名情报军官负责边境地区的情报事务,搜集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方面的情报,没有人关注比利时和荷兰方面的情报。


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二局逐步恢复元气。1907年2月,二局重新被赋予反间谍职能。1913年,政府正式将在外国领土上的反间谍行动职能赋予陆军部,安全局主要承担边界安全职能。到开战前,二局获得了德军预备役兵团的详细数据,以及德军炮兵的情况。二局最大的成就是于1904年获得了德国从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这一计划与两年后形成的“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异曲同工。此后二局也多次警告德国可能从比利时发动进攻,并警告德军有可能征召预备役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情报处和驻柏林、布鲁塞尔的武官均报告,德军有可能从比利时中部地区发动进攻。在7月危机的最后阶段,驻贝尔福和南锡的情报站均对德军的战前准备发出了准确和及时的报告。但是,陆军部长认为,情报处提供的关于德军从比利时发动进攻的情报是无足轻重的。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坚持己见,认为德军将通过洛林高原发起主攻。此外,对情报处提供的结果当战争爆发之时,法军总司令甚感意外。


海军情报局(Naval Information Service,SR Marine)成立于1891年,是海军总参谋部的下属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外国的海岸防御,主要通过公开手段与驻外武官获取情报。但是,海军情报局远不如二局重要,其经费只及后者的20%。


除军事情报机构外,近代法国的情报机构还包括外交部情报机构和内政部安全局。这两个情报机构均通过破译密码获取情报。


法国外交部凯多赛(Quaid'Orsay)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它有多种情报手段,不仅可以通过外交官的观察、联络获取情报,同时也可以招募当地居民充当间谍。但这些间谍提供的情报,要么是当地居民的街谈巷议,要么是外国报刊上吹捧某位法国大员的文章,很少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外交部真正的情报来源是“黑屋”,这一机构通过破译外国的外交密码以获取情报。到1890年,凯多赛可以破译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土耳其等国的外交电报。从1904年开始,外交部“黑屋”在破译德国的外交密码方面取得突破。在20世纪初的历次国际危机中,外交部黑屋破译的电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内政部安全局是法国的国内情报机构,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该机构在从事反间谍活动时,有时也可获取外国情报。与外交部一样,安全局的情报来源也是破译密码。最初它只破译无政府主义分子之间的通信,后来涉足外交密码的破译。1904年初,安全局的特工获得了一部日本外交密码本的残片,并成功复制出长达1600页的日本外交密码本,东京外务省与驻法使馆之间的电报均被破译。此外,安全局也复原了俄国秘密警察驻法谍报站的密码本,破译了法国左翼分子的密码。它破译的德国密码,使内政部破获了德国在马赛的一个间谍网,给内政部长克里孟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6年,克里孟梭在内政部成立了图像局(P h o t o g r a p h i cS e r v i c e)。1909年,安全局黑屋对外交电报的监视扩展到里昂、里尔和尼斯等城市。许多国家为逃避法国邮政局的检查跑到这里发报,结果仍然处于法国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在此后的6年间,图像局破译了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塞尔维亚等国的外交密码。


安全局与法国大多数破译机构保持着合作关系。1906年,陆军部成立了密码处,翌年安全局即与之合作。1909年,法国成立“部际密码委员会”(Commission Interministerille de Cryptographie),以协调内政部、陆军部和海军部、邮政部和殖民地事务部的破译工作。它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德国的密码体系。在破译方法上,他们不只依赖对频率的统计,还从间谍、逃兵、雇佣军团成员或德国军队手册中获取信息。邮政部的大量电文是密码破译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其他资料主要来自东部边境截获的邻国军事无线电文。1912年,陆军部设立了密码分析局(Section du Chiffre),其负责人为弗朗索瓦·卡蒂埃(François cartier)。它与部际密码委员会紧密合作,负责本国的密码安全工作,战时则与电台建立特殊联系,截译敌方电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卡蒂埃对德国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已经十分熟悉,8个截收站截收着外国的无线电通信,截收的信号可以直接传到陆军部密码分析局。这使法国的密码分析工作走到了西线所有国家的前列。


三、德雷福斯案件和法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化


19世纪90年代法国情报史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它使法国情报机构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使情报工作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这就是所谓德雷福斯案件,这一案件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德雷福斯案件是普法战争以后法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后的法国政局动荡,共和派、保皇派等政治派别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国内政局不稳,形势混乱。反犹主义在法国盛行,犹太人被视为对“法国国魂及国土的威胁”。而法国历来有欧洲避难所的美誉,大量的难民托庇于法国,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德国不仅在外交上极力打压法国,也对法国发动了间谍攻势。因此,第三共和国既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敌人,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背叛。在这种形势下,情报机构把维护国内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1886年,野心勃勃的乔治·布朗热将军担任陆军部长。他主张军队民主化,要求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从而在法国燃起对德国复仇的沙文主义狂热。在他领导下,统计与军事侦察处加强了对德谍报工作。布朗热还加重了对间谍和叛国行为的处罚。1886年4月18日通过的法律规定,为保护陆军各部门取得的进步及陆军的利益,向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传递情报要判处重刑。统计与军事侦察处准备了两份嫌疑分子花名册,一旦爆发战争或出现危机,名单上的人将会被关押。内政部开始制订计划,准备在战时逮捕10万名嫌疑犯。间谍恐怖氛围笼罩了法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案件。


德雷福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血统纺织厂主家庭中,189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毕业,随后进入陆军总参谋部实习。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当女仆的法国侦探巴斯蒂安,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本(Schwartzkoppen)办公室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已撕成碎片的便笺,上面开列了有关120毫米大炮液压制动器等五项法国国防部绝密文件的清单,但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总参谋部情报处副处长亨利(Hubert-Joseph Henry)少校认出这是老朋友埃斯特拉齐(Marie-Charles-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少校的笔迹。亨利和统计与军事侦察处的几个军官密谋,以笔迹相似为由,推定这份清单是德雷福斯出卖给德国人的。尽管笔迹鉴定专家认为证据不足,但陆军部长还是在10月15日下令逮捕了德雷福斯。


此时的法国朝野弥漫着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复仇的气氛,反犹思潮也很有市场。这使德雷福斯一开始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11月中旬,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声明自己无罪,并准确回答了法庭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辩护律师德芒也表示没有证据不能定罪。陆军部抛出一份密档,把过去几桩没能破案的泄密案件,全部推到德雷福斯头上。军事法庭根据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德雷福斯终身流放。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革去军职,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


1896年3月,情报处长皮卡尔(Marie-Georges Picquart)上校截获了施瓦茨科本上校给埃斯特拉齐的一封信,于是调阅了埃斯特拉齐的档案,发现档案中的笔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那张便笺上的字迹非常相像。他又调来德雷福斯的案卷,抽出那张便笺,发现两者笔迹相同,从而断定真正的罪犯是埃斯特拉齐。


他立即向副总参谋长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请求重审此案。副总参谋长借口维护军队荣誉,拒绝审问埃斯特拉齐,还要求皮卡尔严守真相。不久,皮卡尔被调到国外服役。临行前,他通过律师,将案情真相告诉关心此案的议员。德雷福斯的太太也发表公开信,揭露埃斯特拉齐才是真正的罪犯,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庭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而主持公道的皮卡尔却被逮捕。这一颠倒是非的判决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激进派领袖克里孟梭主编的《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富尔的公开信《我控诉》。


为了声援德雷福斯,捍卫民主,法国的进步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陆军部长宣称,陆军掌握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德雷福斯是叛国者,但其中一份材料是亨利伪造的,另几份材料与德雷福斯无关。亨利伪造证据诬陷德雷福斯的事被查了出来。罪证确凿,亨利被立即逮捕,随后在狱中自杀。总参谋长与陆军部长被迫辞职,埃斯特拉齐则潜逃到英国避难。


1899年8月,军事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出乎意料的是,德雷福斯依然被判十年徒刑。这一判决立刻引起法国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世界各国的抗议函电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国家发生了反法示威游行。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卢贝生怕局面不可收拾,不得不在9月19日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但斗争远未结束。德雷福斯在广大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为彻底恢复名誉继续抗争着。1906年6月,一直坚决支持德雷福斯的克里孟梭出任总理;7月,最高法院重审此案,宣判德雷福斯无罪,撤销原判。含冤受辱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平反昭雪。他的军籍被恢复,晋升为少校,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皮卡尔上校也同时平反,晋升为准将,不久担任陆军部长。


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国知识界乃至整个法国裂变为两派:力主重审的德雷福斯派和反对重审的反德雷福斯派。两个同盟针尖对麦芒,俨然是一次“国家”与“(个)人”观念上的大对决。一个司法案件就此演变成举国轰动的社会政治事件,并对法国20世纪的历史造成久远影响。它首开国内政治斗争影响情报工作的先河,是法国情报政治化的开端。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加剧了情报工作的政治化倾向。第三共和国政局不稳,1914年前,内阁的平均寿命只有9个月,而法国素有总理和外长共治外交的传统,内阁的短命使任何情报协调都不可能。有时大使和外交部也存在不同看法,在重要问题上外交部不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第三共和国的野心家对情报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对自己有利,即便对国家有害,他们也会利用。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外交部黑屋与内政部安全局黑屋的内斗上。


外交部黑屋与安全局黑屋是法国两大密码破译机构。安全部黑屋成立之时曾得到外交部黑屋的帮助,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快恶化,这与两个黑屋之间的竞争有关,但更与法国情报机构的政治化有关。当时法国外长德尔卡赛(Théophile Delcassé)与总理鲁维埃(Maurice Rouvier)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两人都把自己掌握的情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1905年2月,法国要求摩洛哥苏丹在法国监督下进行改革,企图使摩成为法国的保护国。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宣称德国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列强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就此爆发。由于外交部黑屋破译了德国驻法使馆与柏林之间的电报,德尔卡塞对德国的政策了然于胸。然而,4月26日破译的一份电报却显示,鲁维埃总理曾拜访德国大使馆,并与德国人达成私下交易。鲁维埃称德尔卡塞是一个仇视德国的人,他希望德国能给他8天的时间,让他将德尔卡塞清除出内阁。德尔卡塞对此怒不可遏。他拿出黑屋破译的电报,揭露了鲁维埃背叛国家利益的行为。6月6日,法国内阁会议发生激烈争论,德尔卡塞被迫辞职,鲁维埃总理兼任外长。在1911年的阿卡迪尔危机中,法国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与外长贾斯汀·赛尔夫斯(Justin de Selves)在对德政策上发生冲突。卡约总理背着内阁与德国政府私下接触,外长则以破译的外交电报为据,对总理的行为提出严正指责。失去理智的总理竟然召来德国代办,要求查看被破译的德国外交电报的底稿,结果德国迅速更换了密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信号情报来源。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法国。战后的法国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社会风气颓废。尽管它是欧陆第一大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却时刻担心着德国的东山颓废。尽管它是欧陆第一大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却时刻担心着德国的东山再起。战后初期,法国实行联盟战略,以遏制德国,维护自身的欧陆大国地位。但是,随着希特勒的对外扩张步步升级,法国很快信心尽失,开始追随英国,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衰落是战后法国的缩影,也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工作环境。情报成为法国推行绥靖外交的依据。


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情报组织


法国的主要情报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已成型。1935年,法国成立情报局(Service de Renseignement,SR),路易斯·雷维特(Louis Rivet)担任局长,负责搜集秘密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情报局下设情报搜集部、中央反间谍部(Sectionde Centralisationdes Renseignements)和通信部(Services Communs)。情报搜集部下设6个处,分别负责德国、地中海国家、苏联、西班牙、战争物资以及空中情报,主要通过公开来源获取情报。它在法国境内和境外建立了大量情报站,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等德国城市安插了间谍。中央反间谍部下设德国处和意大利处,以及一个负责预防性防御、档案资料管理以及革命宣传的部门。通信部是法国的信号情报机构,由密码破译科、电话窃听科、谍报工具研发使用科和人事管理科组成。


法国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领土监护局(Surveillancedu Territoire)。该机构的前身是总参二局反间谍处,1937年,法国重建领土监护局,由内政部领导,用以“对付在法兰西共和国领土上由外国指使、纵容及支持的旨在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主要负责侦查苏联的间谍活动和法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由于主要工作方向发生错误,领土监护局在渗透德国情报机构方面收效甚微,这与同期英国军情五局对德情报渗透取得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对照。


外交部驻外使领馆通过公开方式搜集所在国家的战略意图、政治形势和外交动向等方面的情报,但外交人员“每天早上忙于准备报告,晚上还要应酬接待,既不熟悉迅速搜集情报的方式,也没有能力得到有价值的可靠情报,由他们提供的信息或情报往往是过时的”。相形之下,由陆军部派遣的驻外武官能够更好地通过公开来源获取情报。陆军部要求武官候选人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同时还要有在国外执行军事任务的经验。获派之前,他们要在总参二局接受训练,研究外军的基本情况。这样的素质要求,比同期的美国武官和德国武官要高,因此其获得的情报质量较高。法军总司令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认为武官是决策者“更为重要的眼睛、耳朵与话筒”。


总参情报局(二局,Deuxieme Bureau)是法军的情报分析机构。它关注的重点是军事情报,并努力提供政治情报、经济情报与科技情报。二局结合其他来源的情报,出版《每周综述》。总参二局下属的海军二局和空军二局主要满足本军种的情报需求。当时法国没有建立国防部,总参二局不是法国的中央军事情报机构,并不能发挥情报协调者的作用,也不可能提供反映法国战略能力的综合评估。二局与外交部情报系统的矛盾也使其情报产品受到怀疑。1936年至1937年博内领导“人民阵线”期间,法国每周举行一次部际情报会议,以加强外交情报与军事情报的协调,然而收效甚微。情报搜集渠道的散乱与情报协调的缺乏极大地降低了情报对决策的作用,“很难相信来自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的不同判断或观点不会影响巴黎决策者对形势的正确判断”。


二局主要扮演了一个情报汇集者的角色,它很少对搜集到的情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而是直接呈送决策者,由决策者自行评估。这样做虽然可以使决策者了解到全面情况,但也使决策者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挑选或使用情报。决策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挑选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情报,用来证明决策的正确性。对那些与自己心理预期不一致的信息,决策者往往视而不见。这种情报提供方式,增加了决策者的评估压力,转嫁了情报机构的责任。如果决策者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情报人员可辩称已经提供了“正确的”情报,只是决策者没有注意到而已。


二、对德情报失误与绥靖外交


从总体上来说,二战前法国的情报搜集工作相当成功。二局曾较早地预告过希特勒的上台,预告德国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警告德军将占领莱茵河西岸;二局及时、准确地判断了德国的战略意图、作战能力和战术思想,分析了德国经济能力的长处和弱点,以及第三帝国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情报机构的襄助下,法国的决策者很少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举动与军备扩张感到惊讶。所以,有史家评论30年代法国的情报工作是首屈一指。


二局最出色的成就是准确地判断德军“闪击战”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一书受到法国情报人员的高度重视。在情报机构的推荐下,该书几乎派发到每一位将领手中。在二局的影响下,法军就战争中坦克的运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到1938年3月,三军将领一致认为,下一场战争将“以残酷和大规模的袭击行动”开始,袭击者将动用所有力量来赢得迅速、决定性的胜利。1939年,二局专门撰文“古德里安的战争理论”,深入分析德军的作战思想。德波战争刚刚结束,法国驻华沙军事代表团就发回报告,详细描述了德军如何使用俯冲轰炸机和坦克打开波军的防线,深入波兰腹地,歼灭波军有生力量。二局局长莫里斯·格切(Maurice-Henri Gauché)指出,德军新的战法表明,希特勒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歼灭波军的有生力量。


然而,法国情报机构如此出色的记录对法国政府的决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法国情报机构对德军战法的研究没有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它对德军作战能力的评估又犯了严重错误,“夸大德军兵力是法国情报机构的一贯特征”。法国情报机构严重高估了德国空军与装甲部队的实力,成为法国政府追随英国实施绥靖战略的情报根源。最终,第三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走向崩溃,而情报机构则成为替罪羊。


如英国一样,法国对战略轰炸心存恐惧,情报机构对德国空军力量增长速度感到吃惊,对德国空军力量严重高估。法国认为德国在空军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法国空军参谋长维耶曼(Vuillemin)称,1938年底法国只有300多架轰炸机,而且因受限于飞行速度和高度,这些轰炸机只能在白天为陆军的地面行动提供有限支持,不能实施独立的战略轰炸。法国人普遍认为,法国空军实力根本无法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足以抗击德国空军对法国领土的轰炸。这种高估德国空军并低估自身防空能力的评估严重影响了法国政府在慕尼黑危机上的态度。达拉第之所以在慕尼黑让步退却,其中的一个主要顾忌便是法国在德国战略轰炸面前的脆弱。


法国情报机构也过高估计了德军的坦克数量。法兰西战役刚打响的时候,二局估计德军有4700辆坦克,这个数字与德军实际坦克数量有很大出入。5月15日,二局估计德军的坦克数量在7000至7500辆之间,而实际上当时德军仅有2574辆。


在兵员数量及质量方面,法国情报机构认为,尽管德国人口比法国多三分之一,能够动员的士兵人数是法国的两倍,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出生率降低,而且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在1919-1935年间不得实行义务兵役制度,这意味着出生在1900-1913年间的德国人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德国兵源的质量应该较差。1939年5月,法国情报机构估计,轴心国的部队大约有250个师,而盟军在西线只有120个师,东线有110个师。英国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对德国兵力的估计一般会高估20%左右,实际上在1939年,德国陆军只有约110万预备役部队和约73万现役部队,德国在西线能够调用的兵力只有11个师和少量的后备军。这样的情报,成为政府实施绥靖政策的依据。


然而,对战前法国情报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决策者对情报的认知和对情报的使用。在法国政府与军队高层眼中,情报局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其手法不为所知,其作用和重要性也不为人知,将军们不愿意向它提出情报需求。即便情报军官提出自己的意见,决策者通常会嗤之以鼻,根本不会加以考虑。在这种情景下,情报工作对决策的重要性就微乎其微了。


情报机构的地位低下是影响情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总参二局和情报局的局长最高军衔只是中校或上校,且缺乏在军队精英部门任职的声望,因此在决策层影响甚微。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情报工作,情报人员晋升的希望渺茫,被编入情报机构的军人等同于“不称职”,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的仕途已经到头。他们宁愿在作战部队任职,或者在军校当一名教官。这种状况导致情报人员缺乏工作热情。


法国决策者对国际局势和作战样式有一种强烈的先入之见,它成为评判法国情报工作的指针。那些与决策者的设想相符的情报得到采纳,成为支持其决策的依据,而那些与法国的一贯政策或战略不符的情报则会受到排斥。由此,在整个30年代,法国情报机构对德国扩军备战进程所提供的大量准确情报,并没有促使决策层采取遏制德国的外交政策,反而被用来证明绥靖政策是必要的。至于情报机构对德军作战思想的及时、准确评估,却被法军忽视。一战后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思想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贝当等人主张的阵地防御理论。贝当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教训,认为未来战争将是长期的总体战,现代火力的加强给未来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进攻一方必须要有3倍的步兵、6倍的炮兵、15倍的弹药,而防御一方如有坚固的工事和现代火力,敌人在陆地上就无法摧毁和超越。这种阵地防御理论扼杀了一切创新思想,阻碍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新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法国军事理论的落后。1934年,夏尔·戴高乐在一篇文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建立机械化部队的设想,预计未来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空军。当空军和坦克部队结合起来后,进攻一方将会摧毁敌国的防御,引起敌人的崩溃。然而,这样的思想却遭到了法军高层的批判,魏刚、贝当等军方高级将领相继发表文章和演说,抨击戴高乐等人的观点。贝当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把这种装甲兵力说成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武器,这种说法是不审慎的。靠这种兵力所获得的决定性成果是没有前途的。”“甘末林与魏刚一样,都认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法军现有的、可被公众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和作战思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情报几乎不可能对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尽管二局对德军的闪击战法有相当研究,但这样的思想没有引起法军高层的重视。到开战前,拥有大量坦克的法军竟然没有一个装甲师,坦克的唯一任务是为步兵行动提供支持,坦克被分编在各个步兵师里,作为步兵前进的辅助力量来使用。即使是1939年9月看到闪击战在波兰战场的快速胜利后,法军将领还在自我安慰,认为法德间宽广的边境使德军不可能像在波兰战场上那样闪电推进。

当代


1944年,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为法国临时政府,1946年12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战后法国政坛极度不稳,政府像走马灯似地更换。1958年6月,第四共和国议会以329票对250票,同意授权戴高乐组阁,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9月28日,新宪法经全民公决获得通过,第五共和国宣告诞生。新宪法为第五共和国政治上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经过多年动荡后,法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战后法国情报机构尽力保留战前的情报骨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合作关系,但战后法国混乱的政治形势、政府冥顽不化的殖民地政策,以及恶化的情报与决策关系,使法国不可能优化其情报资产。政局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法国情报工作的发展,战后的法国不复为世界情报大国。


一、法国当代情报工作概述


战后法国情报工作政治化问题十分严重,情报机构之间的倾轧十分激烈,情报机构碎片化倾向非常明显。


1945年12月28日,法国部长会议通过法令,成立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Service de documentationétrangère et de contre-espionnage,SDECE),隶属国防部领导,但实际上由总理控制。新机构的任务是:搜集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获取其战斗序列;搜集外国情报的组织、结构、成员和活动,以遂行反情报职能;通过隐蔽行动手段在国外秘密维护法国的外交利益。该机构成为战后法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后来改名为对外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ex térieure)。


战后法国在内政部设立三个独立的情报机构,即领土监护局、普通情报局(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RG;又名Direction Centrale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巴黎地方警察局。总理办公厅还设有一个电子监视局。领土监护局的第一任局长罗杰·威伯建立了针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专门部门,以搜集、协调和利用相关情报,而最后的协调权则集中在局长手中。领土监护局后来变成法国最重要的国内安全机构。普通情报局主要从事国内社会监视工作。


法国情报机构积极介入了冷战。为了加强对苏联、东欧的情报工作,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招募特工人员,培训后将其派回本国充当间谍。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还派遣本国特工,以各种名义为掩护,到东欧各国活动,支持当地的少数民族叛乱或组建反政府游击队。


法国情报机构也是维护法国殖民统治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力急剧衰落,法属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法国政府昧于世界大势,一心维护殖民统治。然而,政府的频繁更替和国内斗争的剧烈使法国政府不能形成一个连续的印度支那政策,法国情报机构在定义国家利益和国家面临的威胁时失去了指导,最终与政府的决策渐行渐远,并于1958年卷入了推翻第四共和国的阴谋。


隐蔽行动是法国情报机构维护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总参二局、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和作战情报局(Servicede Renseignement Opérationnel,SRO)都卷入了印度支那的反暴乱斗争。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机构在印度支那建立了情报站,共享反暴乱方面的情报,共同开展针对游击队组织的情报行动。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还发展出一套“反暴乱”理论,即情报引导作战行动,以游击战术对付印度支那游击队。这一套理论后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吸收。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还通过毒品走私,为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隐蔽行动提供经济支援;通过其特种作战部队GCMA执行“神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企图切断越盟的后勤供应,以解奠边府之围。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非殖民化大潮中,法国情报机构试图煽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法裔族群脱离加拿大独立;支持尼日利亚石油产区的分离主义势力独立,与美国和英国争夺尼日利亚的石油控制权;阴谋颠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政府;暗杀喀麦隆的人民运动领袖费利克斯·姆米埃(Félix-Roland Moumié);绑架摩洛哥的进步人士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1977年至1980年间通过隐蔽行动颠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然而,这些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冷战的结束使法国失去了明确的敌人,也使法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情报机构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作用。从1989年开始,法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以解决那些存在良久的结构性问题。对外安全总局成立了战略局,以在对外安全总局情报搜集和分析单位以及与情报用户(总统、总理和外交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对外安全总局的情报成果可以以一种更加适宜的方式提供给决策者;重新启动了成立于1962年的“部际情报委员会”。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1991年,对外安全总局局长提出要确定情报部门的新任务,加强在中东和东欧方面的情报活动,尤其要重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科技情报的搜集。法国将美国列为进行经济情报活动的主战场,其情报触角伸到美国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


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法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虽然法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也很出色,但法军的情报工作却令人不敢恭维。国防部长皮埃尔·若克斯(Pierre Joxe)在总结海湾战争中法军的情报工作时,不无气恼地说:“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极为薄弱,对掌握的信息缺乏应有的判断,特别是法国过分地依赖美国的情报。而美国人什么时候给我们情报,给我们什么情报,全凭他们高兴。”法国政府对情报机构的状况进行调查,结论是:情报机构反应拙劣,未能预料“敌人”的目标和企图;机构过于分散,无法在危机爆发时发挥作用,更谈不上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使得法国政府受到极大震撼。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和国防部长若克斯共同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罗卡尔于1991年视察了对外安全总局总部,表示将按英美模式经营法国最庞大的情报机构。若克斯在国防学院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情报机构应当被纳入决策程序,以增强法国对世界重大事件的掌控,提高法国在高危地区的反应能力。他提出,应当在总参谋部内成立军事情报局,和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平级。据此,1992年5月,法国成立了军事情报局(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以满足国防部长、战场指挥官和各军种对情报的需求。


反恐是情报机构的重要职能,法国情报机构一直监视着国内穆斯林激进组织及其在阿拉伯国家的活动网络,并与前殖民地国家有广泛的情报联系。法国法律允许治安法官一边搜集证据一边采取执法行动拘押嫌犯,这为反恐工作提供了相当便利。9·11事件后,对外安全总局加强了与中央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等西方情报机构的反恐合作。希拉克总统发布命令,要求法国情报机构与美国情报机构共享信息,“就像自己人一样”。领土监护局局长皮埃尔·弗罗里安(Pie re de Bousquet de Florian)表示,领土监护局与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情报合作坦率、诚实、有效。即便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法国与美国存在分歧,但美法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极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劳林(John E.Mc Laughlin)也认为,美国与法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


2002年,法国与西方情报机构在巴黎共同设立了反恐情报中心“联盟基地”(Alliance Base),对外安全总局的一名将军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提供经费支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情报机构参与,负责反恐情报的交换与行动的执行。2003年6月1日,“联盟基地”在戴高乐国际机场逮捕了恐怖分子克里斯蒂安·甘扎斯基(Christian Ganczarski),时任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指控甘扎斯基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之一。


2008年,法国政府公布《国防与安全白皮书》,将国内安全纳入国防安全范畴,认为恐怖主义是法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重大安全威胁之一,强调需要全面加强情报工作,将“了解与预知”作为国防安全的重点之一。内政部宣布改组所属情报机构,合并领土监护局和普通情报局,成立国内中央情报局(Central Directorate of Interior Intelligence),在内政部长领导下负责搜集、分析所有涉及国内安全的情报,协调组织有关的应对措施和行动。


二、法国当代情报机构


当代法国情报界主要由对外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extérieure)、防御保卫暨安全局(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et de la sécuritéde la défense)、军事情报局(Direction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国内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intérieure,DGSI)等机构组成。这些机构的活动最初由始建于1989年4月的部际情报委员会协调,2008年7月23日以后则由国家情报委员会(Consei lnational drenseignement)协调。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情报工作战略方针,确定情报工作的优先方向,其成员包括相关部门的部长及情报机构的领导。


国家情报委员会由一名协调人领导,他是情报机构向共和国总统提供情报的入口。根据法国2008年版《国防与安全白皮书》,国家情报协调人由共和国总统府总秘书长领导,在国防与安全秘书长的指导下,起草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决议,制定情报工作的目标,监督决议的执行情况,主持各情报机构主官的例行会议,以确定优先搜集级别,明确情报需求。


(一)对外安全总局


对外安全总局(DGSE)是法国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素有法国“中央情报局”之称。它是法国的谍报机构和行动机构,通过在国外执行准军事行动和反间谍行动,提供情报,维护国家安全。它也是法国的信号情报机构。


对外安全总局的历史是法国情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国情报机构发展变迁的缩影。1946年1月,法国正式成立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SDECE),隶属总理领导。20世纪50年代皮埃尔·布尔西科(Pierre Boursicot)担任局长后,加强了情报人员的职业化训练,勒鲁瓦组建了“第七处”(Service7),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机密情报。在勒鲁瓦的领导下,第七处在巴黎的机场和车站设立站点,专门拆检各国的外交邮袋;在突尼斯搭载该国的电话系统,窃听突尼斯总统的电话;在巴黎偷窃苏联“图式”飞机的引擎;动用法航航班,使其故意偏离航线,深入苏联领土,对苏联的敏感目标进行拍照;在执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安装空气清滤器,搜集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以搜集苏联核试验方面的情报。第七处甚至把手伸向了法国的盟友美国。在1964年的“肯尼迪回合”中,第七处的特工在美国谈判代表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并打开了他的公文包。


1957年,社会党人格罗森(Paul Grossin)出任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对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进行了系统改革,加强法国在法属非洲国家的隐蔽行动,与法兰西共同体国家联合组建情报联络站,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情报机构并培训特工人员,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和欧洲的谍报网进行斗争。1962年7月,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驻古巴的特工发现大量苏联船只抵达哈瓦那和马里尔港口,苏联人亲自从船上卸下货物。为核实这一情况,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美国站站长亲自飞往哈瓦那,一位线人向他描述了所看到的苏联导弹,其尺寸比他在德国看到的美国导弹要大得多。站长始相信苏联把进攻型导弹运进了古巴。1963年,戴高乐任命保罗·雅基埃(Paul Jacquier)为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推行其新殖民主义政策。1965年10月,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卷入了绑架摩洛哥反对党领导人本·巴尔卡的事件后,戴高乐下令,原先由总理府控制的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改由国防部控制,这一决定使该机构转型为一个军事情报机构。1966年1月,欧仁·吉博(Eugène Guibaud)被任命为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吉博帮助非洲一些殖民地国家培训自己的情报人员,暗中提供武器和资金,对外国情报机构施加影响。


1969年,蓬皮杜总统任命亚历山大·马朗什(Countde Marenches)为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马朗什一方面将戴高乐时代的老特工人员清洗出去,另一方面规定该局今后不得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主要精力应集中在与苏美情报机构的抗衡上。同一时期,无线电监听局(Radio-Electric Group)正式并入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使其信号情报能力得到大幅提升。1973年,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提前预报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1979年预报了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9月在中非共和国策划“梭鱼行动”(Operation Barracuda),推翻中非共和国皇帝博卡萨(Jean-Bédel Bokassa),建立亲法政权,扩大法国在该国的影响。


1981年5月,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密特朗出任总统。密特朗任命没有军人背景的马里翁(Pierre Marion)任局长。马里翁重组了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设立了反间谍局、人事局和行动部等机构,加强了对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集中控制,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反恐怖事务、经济情报搜集以及对东欧国家的渗透。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不再在法国境内活动,并开始了非军事化的进程。到1989年,该局人员中有45%是文职人员,1993年其文职人员的比例更达到了60%。


1982年4月,密特朗签发《82306号法令》,成立对外安全总局(DGSE),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向国外派遣特工人员,在国外建立和发展情报组织以及进行侦听等技术手段,“与其他有关机构密切合作,为政府搜集和处理有关法国安全的情报,在国土以外侦察和挫败针对法国利益的间谍活动。为履行这些任务,对外安全总局负责保障与有关单位或机构的必要联络;在其职责范围内进行政府交办的各种活动;根据其所掌握情报,生产综合分析材料”。对外安全总局也负责在法国境外的反间谍活动。


对外安全总局在编制序列上隶属国防部,名义上由国防部长领导,但实权掌握在总统手中,重要活动事先都要向总统报告,下设战略局(Directorate of Strategy)、情报局(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行动局(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技术局(Technical Directorate)和管理局(Directorate of Administration)等机构。其中,战略局由一名资深外交官负责,成员大部分是文职人员,是对外安全总局与情报用户(包括总统、总理、外交部)之间的联系纽带,其主要职能是从事战略问题研究,供政府制订大政方针时参考。


情报局主要负责搜集和处理情报,并将情报产品上报政治当局,指导行动局搜集情报。该局下设情报搜集处、情报处理处和外国情报机构关系处。人力情报是情报局的主要搜集手段。传统上,该局侧重于军事情报的搜集,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和技术情报的搜集能力较弱。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对外安全总局总体职能的转变,情报局加强了对经济情报、技术情报的搜集。199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获得一份对外安全总局的搜集目录,美国波音公司赫然在列。


行动局负责预防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从事各种隐蔽行动,使用特种手段搜集情报。1985年发生的“彩虹勇士”号事件就是行动局所为。当时,法国准备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从事核试验,绿色和平组织派出旗舰“彩虹勇士”号前往抗议。行动分局在新西兰奥克兰港对“彩虹勇士”实施爆炸(Operation Satanic),结果炸死了随船的摄影师。行动局的特工随后被新西兰警方抓获,从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事后,对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Pierre Lacoste)海军上将被迫辞职。在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内战中,对外安全总局通过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传递假信息,扩大了法国的影响。


技术局是对外安全总局的信号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技术研究、技术保障、截收电磁信号、破译密码以及通信保障。它在全世界建有许多截收基地。


(二)国内安全总局


2008年6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合并反间谍机关“领土监护局”和负责国内安全情报工作的“普通情报局”,成立国内中央情报局(Central Directorate of Interior Intelligence),在内政部长领导下搜集、分析所有涉及国内安全的情报,协调组织有关的应对措施和行动。2008年6月27日颁布的《第2008609号法令》规定国内中央情报局负责在共和国领土范围内,打击一切可能对国家根本利益构成危害的活动。为此,国内中央情报局要预防大国与外国机构指使、参与或支持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并参与镇压此类活动;参与防止与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或旨在危害国家政权、国防秘密或国家经济与财产安全的行为;监听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子与无线通信,打击涉及信息与通信技术有关的犯罪活动;监视具有极端倾向的个人、群体和机构,分析其社会活动,掌握其危害社会的想法及其行为模式。


国内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之一是领土监护局(Directiondela Surveillancedu Territoire,DST),承担在法国领土上侦破政治、军事、行政、科技和经济领域的一切间谍活动,担负情报、侦破和安全三大任务。合并后,领土监护局的全部力量得以保存。国内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前身普通情报局(Direction Centrale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DCRG)成立于1846年,1911年成为特种警察,两年后改名为行政警察,后来又演变成政治警察。1941年4月,法国政府以法律条文形式确定该机构的正式名称为普通情报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国内反情报工作。在实际分工中,领土监护局主要针对源于国外的颠覆势力,普通情报局主要负责源于国内的颠覆势力。因此,有人认为领土监护局相当于英国的军情五局,而普通情报局则相当于苏格兰场的特勤处。普通情报局的情报力量分布在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法国全境构建了完善的社会监视网络,与社会各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及时掌握各种社会动向。它以公开方式掌握社会动态,对可疑人物、组织、活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各类情报档案。在反恐、维稳行动中,普通情报局搜集的情报经常起到决定性作用。


国内中央情报局成立后,普通情报局从事反恐情报工作的人员被整合进国内中央情报局,从事赛马与赌博情报工作的人员被划归国家警察总局下属的中央司法警察局,从事社会安全情报工作的人力则组成普通信息局,归国家警察总局下属的中央公共安全局管辖。普通信息局不是法国情报界的成员,局长不参加国家情报委员会会议,人员也不进入法国情报学院接受培训。


2013年6月17日,法国内政部长宣布,从2014年起,国内中央情报局易名为国内安全总局(General Directorate of Homel and Security),脱离国家警察序列。


(三)军事情报局


军事情报局(DRM)是法国全军统一的军事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工作,隶属法军参谋长,实际上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军事情报局成立于1992年。此前,法军的情报工作过于分散,三军参谋部下设有军事情报处理中心(CERM-Centred'Exploitation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主要负责处理来自高级情报中心和第54战术电子中队的情报资料、武官报告、外交电报以及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监听报告。该机构主要任务是监视驻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军队的动向。而与军事情报处理中心平行存在的,还有陆、海、空三军的“二局”,其中著名的有陆军的国际关系与情报局。海湾战争表明,法军的情报工作不适应战争的要求,各情报机构之间互不联通,信息不能共享,法军不得不使用美军提供的情报。国防部长皮埃尔·若克斯指出:“海湾战争中,虽说我们的情报机构不算少,但它们缺乏组织上的协调和行动上的配合。”他主张“健全与完善法军的情报体制,建立一个统帅全军的情报机构”。1992年5月,法国决定合并军事情报机构,成立全军统一的军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法令规定,军事情报局要满足政府、国防部、三军参谋部以及作战和建制司令部对军事情报的需要,“计划、协调、研究和使用军事情报”,指导和监督法国驻外使馆国防武官的工作。下设行动处、分析处、人事财务能力处和情报办公室,另外还有电磁情报培训与运用中心、人力情报联合搜集与收集中心、图像情报联合培训与分析中心、联合情报培训中心等四个直属单位。其中,行动处主要负责军事搜集工作的计划与实施,在作战中组织“国家情报链”,为部队行动提供情报保障,确保战术、战略层次上军事情报工作的协调一致。分析处主要负责军事情报的处理工作,根据各部门的情报需求,说明补充搜集需求,对情报资料进行筛选、印证、分析与汇集,并起草、分发情报产品。人事财务能力处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局的内部协调以及军事情报局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三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与实施中心的情报办公室是军事情报局的组成部分,负责战略值班任务,为战场作战行动计划与情报搜集指导工作提供支援。


军事情报局的任务主要有二:一是为作战行动的计划与实施提供情报支援,对情况做出独立、客观的评估。二是为国防部、三军参谋长及各级指挥机关提供情报与资料保障,直接参与战略预测工作,确定军事情报工作的优先方向。为了完成以上两项任务,军事情报局制定并落实军事情报工作总方针,运用自有与各军种临时配属的情报手段进行情报搜集,对情报搜集单位进行指导与协调,并对情报进行分析与分发。


军事情报局不是一个秘密机构,其雇员也不是间谍。它主要依赖其他军事情报机构的情报搜集力量。成立之后,军事情报局逐渐从纯军事情报的搜集过渡到与军事有关的政治、战略情报搜集并继而扩大到政治情报和经济情报领域。为避免军事情报局和对外安全总局情报职能的重叠和竞争,1994年9月,国防部长弗朗索瓦·莱奥塔尔就两个机构的任务签发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规定,军事情报局通过驻外武官和着军装的情报军官以公开的方式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对外安全总局则通过向国外派驻有掩护身份的特工来搜集战略情报。协议书规定由对外安全总局负责电磁情报,军事情报局仅负责卫星图像的处理。


(四)防御保卫暨安全局


防御保卫暨安全局(Directorate for the Defense Protection and Security)是法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是法国主要的军事反间谍机构。该机构成立于1981年,负责计划与协调大部分的军事安全行动,同时对武装部队和国家军事警察实行政治监视,同时,它还与情报与电子战旅(Intelligence and Electronic Warfare Brigade)紧密配合,负责监督敏感通信和军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三、法国当代的情报协调体制


在世界主要情报大国中,法国较早意识到情报协调问题,但情报协调工作一直进展不大。与美国的中央情报主任(国家情报总监)协调机制与英国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协调机制相比,法国部际情报委员会协调机制的运转时断时续,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1959年1月7日,法国通过59147号法令,成立部际情报委员会。1962年10月17日颁布的621208号法令规定,部际情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成员包括相关各部的部长、政府秘书长、非洲与马格里布事务秘书长和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主要针对对外情报工作,国内情报工作没有纳入协调范畴。部际情报委员会每年只召开三次会议,协调的效果很不理想。1974年,雅克·希拉克担任总理后不再召开部际情报委员会会议,而改由其办公室主任每月召开情报工作协调会议,与会人员有内政、国防、外交各部的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家警察总局局长、领土监护局局长、巴黎警察总监、普通情报局局长、国防秘书长和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等。1976年,雷蒙·巴尔总理将开会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1981年,皮埃尔·莫鲁瓦总理要求其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德雷巴尔继续关注国内安全问题,但对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工作则很少过问。此间,“马里翁和拉科斯特两位局长每月去总理府汇报一次工作,既得不到什么指示,也没人给他们提什么要求”。1982年,法国爆发恐怖活动浪潮,情报协调问题被推到前台。总统要求其办公室副主任加强对情报工作的协调。1984年,为了做好反恐情报与行动的协调工作,法比尤斯政府的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成立了反恐协调组。1986年,雅克·希拉克总理成立国内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纯粹的决策机构,情报机构的参与度很低。该机构在几次会议之后停止运作。1988年,米歇尔·罗卡尔总理保留了国内安全委员会,1989年4月20日,政府发布89258号法令,重启部际情报委员会。调整后的部际情报委员会将协调职能扩展到整个情报领域。但这一协调机制也没有运行下去。领土监护局原局长米歇尔·罗卡尔的安全问题顾问雷米·波塔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机构太笨重”。1991年,埃迪特·克勒松夫人就任总理,部际情报委员会会议不再召开。1993年,埃德瓦尔·巴拉迪尔通过其办公室主任召集各情报机构的领导开会。1997年,利奥内尔·若斯潘设立国内安全委员会。97-1052号法令规定国内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内安全政策的总方针”,并协调各部之间的行动,但在国内安全委员会中,情报工作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地位。2004年,让·皮埃尔·拉法兰总理重启“罗卡尔版”的部际情报委员会。与“罗卡尔版”稍有不同,经济情报的高级负责人可以在需要时参加部际情报委员会,表明上层对经济情报工作的重视。2005年,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担任总理,这一机制停摆。德维尔潘总理启动了由总理办公厅主任定期主持非正式情报协调会议的做法。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法国情报协调体制经历了数次更替,没有一个体制能坚持下来,而协调的效果时好时坏,完全取决于协调组织者个人的能力。直至萨科齐开始担任总统,法国未能在法律及实践层面上建立情报协调机制。


法国的情报协调体制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与法国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总统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有权任免总理、组织政府、解散国民议会,爱丽舍宫一直认为情报工作是总统的领地。然而法国宪法第20条规定“政府制定并执行国家政策”并掌管行政与武装力量,宪法第21条规定总理领导政府工作并负责国防。据此,法国情报工作由总理负责。1962年成立的部际情报委员会就对总理负责。


然而,由总理协调情报工作的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法国总理的平均任职年限在两年左右,不少总理的任期甚至只有一年,以致于有些总理还未及了解情报工作就已下台,更不用说对情报活动进行有效协调。除了米歇尔·罗卡尔之外,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理都不关心情报工作。缺少对情报工作的责任感,这种会议式的情报协调体制很难取得实质效果。对此,对外安全总局前局长克洛德·西贝尔赞曾指出:“一位总理既能对情报工作感兴趣,又有能力把它用心搞好,那就反常了。”


2008年7月23日,法国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有总理、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经济部长、预算部长(根据议题需要,还可以包括其他部长)、国家情报协调官、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国家防务与安全秘书长。国家情报委员会是国家防务与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专门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负责制定情报战略方针,确定情报工作的优先方向,制定情报机构的人力与技术手段发展计划。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成立,取代了先前部际情报委员会及其他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情报协调形式,开始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情报协调体制。


2008年8月,法国总统府正式批准增设“国家情报协调官”一职。国家情报协调官负责根据总统的指示,指导与协调内政部、国防部、经济部下属情报机构的行动,参与情报机构的预算制定与跟踪,在情报机构领导人任命、专项经费拨款与使用问题上提供建议。根据2008年版的法国《国家防务与安全白皮书》,国家情报协调官由总统府秘书长领导,管理一支精干的保障队伍。在国防与安全秘书长的支持下,情报协调官负责起草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决议,并监督其执行。在此框架下,国家情报协调官主持部级情报技术投入指导委员会会议,通过年度投入计划的形式,制定情报工作的目标与手段,并确保其实现。同时,作为情报机构向共和国总统提供情报的入口,国家情报协调官还主持情报机构主任参加的例行会议,确定情报优先搜集级别,明确情报需求。2013年版的法国《国家防务与安全白皮书》指出,要赋予国家情报协调官预算裁决权。通过国家情报协调官,法国情报界在国家层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情报能力实现互助共享。


四、法国当代的议会监督机制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设立任何情报监督机构,情报部门仅受上级行政机构的监督,只是在情报机构的监听行为方面,法国建立了一套审批制度,情报机构进行电话监听之前,必须得到情报机构领导和主管部长批准,再由总理或其代表审批,最后由部际监察小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审批制度对情报机构的监听活动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效果有限。1972年的“《鸭鸣报》事件”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减少对监听权力的滥用,德斯坦总统减少了监听人员数量,并要求经常对部际监察小组进行突击检查,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听中存在的问题。1981年,皮埃尔·莫鲁瓦总理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建议成立“国家安全截听监察委员会”对监听工作进行检查,但该机构直到冷战结束前都未能成立。此外,法国的议会党团多次提议设立议会机构对情报机构进行监督,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冷战时期法国的政治环境是建立议会监督体制的重要阻力。冷战期间,法国的左翼势力非常强大,议会中有着众多的共产党议员。尽管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法共接触机密,但法国情报机构和其他党派都认为不能让共产党人接触机密,以免其将秘密情况泄露给苏联。1985年,共产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按各党派议员人数比例组成常设代表团对情报工作进行监督,但阻力太大而没能成功。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菲庸指出:“在目前的议会中,任何事情都会很快造成党派之间的争论。如果将情报部门的活动向议会和盘托出,那简直是发疯……”


苏联解体后,法国政府内部对法国共产党的防范逐渐减少,法国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在保密问题上的顾虑减轻,建立议会监督的阻力也相应减小。1991年7月,米歇尔·罗卡尔政府通过了有关安全截听的立法,完善了针对情报机构监听的监督机制。该法律规定了监听实施的范围,仅有在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与科技能力的核心技术保护、反恐、有组织犯罪以及已取缔的组织时才能进行监听。法律规定,监听必须由总理(或其代表)批准,并由总理负责集中组织实施。同时,该法律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截听监督委员会,负责对截听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任命,成员分别来自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委员会可以自主或在相关人员的要求下对任何安全截听活动进行审查,以核实其是否合法。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委员会应向总理建议中止相关监听活动。法律同时规定,该委员会每年向总理提交一份工作报告,并将其向社会公开。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委员会都可以向总理提供相关建议。2013年通过的《军事规划法》规定了情报机构向电信运营商获取联系信息的监督办法,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安全截听监督委员会的审查职权范围之内,同时情报机构对定位信息的获取与使用情况也被纳入国家安全截听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职权范围。


2007年10月9日,法国议会通过立法,成立议会情报代表处。议会情报代表处由6名成员组成,可以听取内政部长与国防部长有关情报机构经费、总体活动和组织等情况的报告,还可以约见部长、情报机构主官和国防总秘书长,并向总统、总理和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主席递交年度报告。2013年12月18日,法国颁布《军事规划法》,扩大了议会情报代表处的监督权限,“代表处可以向总理、主管部长、国防与安全秘书长、国家情报协调官、情报学院院长以及情报机构的领导听取情况……代表处还可以向其他了解专门情报机构活动的中央机关的领导听取情况。”议会情报代表处将收到政府报告的国家情报战略、详细的情报经费年度综合报告和情报机构的年度活动报告,还能够要求获得情报审查办的工作报告。同时,代表处还可以请国防秘密咨询委员会和国家安全截听监督委员会提供他们的活动报告,可以向总理申请全部或部分情报机构检查报告以及各部关于其下属情报机构的检查报告。不过,如果这些检查报告涉及“正在进行的行动”,总理可以拒绝这一申请。议会情报代表处获得了特别资金审查权,设立了特别资金核查委员会,负责“确保特别资金被用于财政法确定的用途”。该机构有权了解“所有可能证明相关开支和资金使用的档案、文件和报告”。这一机构为议会情报代表处提供了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大大提升了其对情报机构的影响力,增加了议会监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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